最近几年,科研经费腐败一直是社会关注焦点。中央一方面要求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一方面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应该说,高校科研领域的问题正在一一改正过程中。然而,在高校科研环境日趋向好的背景下,个别高校的教师却出现了不敢做科研的现象。这背后是何原因?

年底是每个单位、每个人盘点过去一年工作的时候,对于上海复旦大学的很多老师来讲,过去一年该校科研领域的两个贪污案被定罪给他们留下了巨大阴影。“现在一般都不做科研,不知道哪天轮到自己。”近日,该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

据悉,不久前复旦大学医学院动物实验部原主任杨萍、医学院动物实验室原正、副主任敖红和黄爱民均以贪污罪分别被判刑。从今年年初至今,《法制日报》记者一直关注这两起案件的走向,并对沪浙两地多所高校科研领域的管理现状,展开了为期10个月的调查。

科研项目经费支出存漏洞

杨萍在看守所待了3年4个月,她被释放后找到记者“喊冤”:“自始至终,我没有承认犯罪,所有科研项目从审批到完成都是按照学校规定办理,科研经费的分配和取得也严格按照学校管理办法实施,要有罪也是学校制度有罪。”

杨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0年,二审改判为3年4个月。二审判决后的第三天,她刑满释放。然而,她的两名下属却没有如此幸运,一审分别被判10年和12年有期徒刑,二审虽改判,但至今仍在狱中服刑。

法院给两案定罪的理由是,利用职务便利,将应由所在部门承接相关实验服务项目的所得收益予以侵吞,而敖红和黄爱民一案又暴露出借用别人名义承接科研项目、用假发票报销套现的科研经费管理乱象。

“这两个案子代表了目前高校科研领域管理中的两大方面,大部分老师都像杨萍这样以学校或者部门的名义承接科研项目,然后以酬金的方式获利；小部分没有科研资质的人会像敖红、黄爱民这样借用别人名义或者其他不正当渠道找项目赚钱。但不论是哪种,在科研经费支取的实际操作中乱象丛生。”上述不愿具名的复旦大学老师告诉记者。

资料显示,2010年,复旦大学理工科、医科共获得各类项目1393项,到款总经费10.8亿元。另据资料显示,浙江大学2011年到款科研经费28.17亿元,总量居高校第二,其中千万级项目达到102项。从这两组数据可窥高校科研领域的经费之巨。

“科研项目一般分为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前者是拨款类项目,由上级部门或各类基金下达和资助的研究项目；后者为非拨款类项目,即向社会承接的研究项目。从数量和规模上来看,纵向课题比横向课题多得多。”这位老师透露,如果从全国高校来看,每年科研经费都得以千亿元计算。

“从我们审理来看,复旦大学在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上的确存在漏洞。”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周法官告诉记者。诚如他所言,2014年7月,中央巡视组在对复旦大学专项巡视后指出,该校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违规现象突出,存在腐败风险。具体而言,从2008年至2013年,该校有25个项目在同一时间多渠道申请获得资助,属于重复申报课题；有2个项目涉及4个专利授权属于用旧专利充抵新课题成果。巡视组还要求学校对配套资金不到位、违规报销经费、未按规定退还结余经费等问题进行排查。

在调查中,有多名高校领导和老师告诉记者,这种案子只是高校关于科研经费管理问题的冰山一角,复旦大学存在的问题也是全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依法严格规范管理,关系到我国科研领域的健康发展、长远发展,任重而道远。

立项申报不拼实力拼关系

记者从杨萍处获悉,复旦大学科研老师手上都有两个本子,一个酬金本,一个经费本,这是每个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必备的两个记账本。按照学校和动物实验部多年来的规定和惯例,有科研资质的老师,谁承接,就由谁申报、完成和最终对经费的管理分配。杨萍承接和完成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经费使用均记录在记账本上,然而,这最终也没能成为她洗罪的证据。

记者手头有一份《复旦大学理科与医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规定》,记者注意到,在该“规定”中,科研经费到学校账户后,学校收取5%的管理费和3%的科技活动费,项目负责人可提取纵向课题最高8%的酬金、横向课题40%的酬金,其余的用于实验开支。如果项目结束后经费仍有结余,项目负责人还可以提取不超过40%的劳务酬金……

此外,记者还取得了浙江大学和上海其他三所高校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发现分配方案大同小异,但浙江大学规定的经费列支项目要比复旦大学的更为详细,具体为三大类13项,另外,浙江大学在今年3月又专门对横向课题经费管理作出新的规定,补充了对业务招待费用的限制。

“之所以酬金的比例如此之高,就是要激发老师科研的积极性,但问题就出在经费管理环节中,由于管理过于粗放,可操作空间太大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就容易滋生乱象。”复旦大学刘老师做科研多年,对业内操作了如指掌:“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

那么,多年来高校科研领域的乱象又有哪些呢?刘老师给记者做了分析。首先是立项申报,不拼实力拼“关系”。一个原本科研实力不强的人,只要当了校领导,课题马上就来,于是很多人就削尖脑袋,往上钻营。另外一些老师也纷纷利用学校的资源“跑部钱进”,拿了课题费后,甩手就给了年轻教师或学生去做。

其次是经费花不完,报销靠造假。每年那么多的科研经费,学校在收取了管理费后基本不控制。复旦大学更是规定,“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由项目负责人负责”。于是,为了套现,开具假发票、编造假合同、编制假账目等手段应有尽有、防不胜防。

“老师变老板,项目变金库,用学生身份证冒领劳务费,把装修发票、购车发票统统入账。中国科协曾有过调查,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刘老师说。

其三就是验收走过场,成果没人管。“有关系拿到项目的就有本事结题,花点经费,请几个专家说说好话,即便课题不怎么样,照样有机会拿优秀。”刘老师透露。

滕老师在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没有科研资质,前几年就把接来的项目放在导师名下做。“高校工资低,要赚钱就得做科研,所以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告诉记者,“现在普遍不敢了,这不是闹着玩的,要坐牢的。”

学校制度有缺陷亟待完善

在杨萍案中,记者注意到,其定罪最重要的一组证据就是复旦大学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这两份说明后来被该校老师广为诟病。

“这两个案子中,到底是个人故意犯罪,还是学校制度缺陷所致,这是学校需要面对和检讨的,但现实中学校却是一推了之,撇清自己。”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从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快四年了,但学校在科研经费管理的建章立制上并没有太大改善,这让我们感到后怕。”

那么,在科研经费贪污案发生后,尤其在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科研经费管理提出整改意见后,复旦大学又有哪些作为呢?

记者从今年2月开始,一直在和复旦大学宣传部联系,希望学校领导或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采访,但一直得不到正面回应,其间曾致电该校纪委书记,也被直接回绝。

刘老师以前每年都要负责三到四个科研项目,但近两三年来他几乎不做了。“同事中,除了职称晋升需要,一般都不做科研,这虽是块肥肉,但风险太大了。”他说,学校虽然在建章立制方面没有进展,但财务规定明显严格了,以前那些可以报销的项目现在几乎被砍光了,科研真的不好做。因此,现在学校科研发展呈断崖式下滑。

今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旨在充分发挥收入分配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并要求各个高校根据自身实际出台相关政策。

华东政法大学童老师告诉记者,鼓励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收入分配政策固然重要,但合法依规地获取报酬是前提。要杜绝科研领域的乱象,还得从依法治校做起,尤其在立法层面,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经费使用、监管责任的系统法律,立法的缺失,直接导致科研项目管理的混乱。

同时,他还认为,对科研项目的管理还应建立诚信和惩戒体系,追加相应责任条款,在验收评估中,对有问题的项目责任人要记入“黑名单”,追回项目资金并限制未来申请科研项目的资格,并以此培养一支积极性高、创新力强、风清气正的高校科研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