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天兴仪表发布公告，将以43亿元的价格购买基因检测公司贝瑞和康100%股权。“中国精准医学第一股”贝瑞和康的上市路线图首次全面披露。2016年，精准医学首倡者华大基因排队登陆创业板。在一级市场，高通量测序（NGS）、基因DTC（面向C端基因产品）等创业公司，估值屡创新高。

时至年关，回望精准医疗，俨然是本年度医疗投融资领域最火爆的“风口”。而在产业和资本盛宴之后，精准医疗存在哪些认知误区？这些误区又会对学术研究、技术成果转化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科学家、企业界对此发出预警。

12月3日-4日举行的2016精准医学（中国）峰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全球医生组织中国总代表、NIH临床研究中心中国项目的负责人时占祥、赛默飞生命科学集团遗传应用与医学科学事业部中国区副总裁张焱、吉诺维思基因科技有限公司CEO兼首席科学家凌少平，各自都提到了目前社会普遍对精准医学的一些认识误区：

认识误区一：精准医学是未来医学的终极答案

峰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提出，不管是经验医学、循证医学、转化医学还是精准医学，都是局部的医学，而解决医学整体的问题是有困难的。因为医学涉及到全局，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还涵盖了比科学更重要的其他学科，比如哲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一切和人体有关的学问都应该纳入医学，所以医学未来的形态并非精准医学，而是整合医学。

认识误区二：精准医学=只需分析全基因组

实际上，精准医学本身之“精准”二字，也并不意味着单维和孤立，“肿瘤的发生并不是某一个驱动因子导致的，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随着全基因组数据的产生，致病假设也变得复杂，这时候必须要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科学验证。” 峰会上，吉诺维思基因科技有限公司CEO兼首席科学家凌少平也在肿瘤领域做了阐释。

与之观点呼应的还有全球医生组织中国总代表、NIH临床研究中心中国项目的负责人时占祥。他在会上表示，精准医学是一项社会生态学研究，其使命是协同合作，而不是各自为阵。

认识误区三：精准医学意味着100%全面、精准

另一方面，“精准”二字也并不含“绝对精准”之意。去年4月美国转化医学年会上，NIH主席Francis S. Collins声明，目前真正能做到精准治疗的只有眼视光矫正和输血疗法。精准医疗表达的含义更多是趋向精准。

不仅如此，精准医学需要多学科、多维度的协同合作。人类健康涉及方方面面，过于复杂。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精准医疗计划，都不可能做到健康领域的全面覆盖。比如，美国的抗癌登月计划，就明确提出3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即大数据分析、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表达谱的结合，以及免疫治疗。

在这一点上，时占祥和大会的另一位演讲者，赛默飞生命科学集团遗传应用与医学科学事业部中国区副总裁张焱看法一致。但对于中国精准医疗未来的判断，二者有一些出入——时占祥看来，5-10年内能够改变和影响中国医疗和公共卫生的三个方向是转化医学、远程医疗和人工智能在生命科学的应用，而张焱看到的方向则是免疫治疗、早期诊断和基于大数据的远程医疗。

认识误区四：精准医学计划只须立项，不用设计架构

美国NIH承接精准医疗项目之初，首要任务就是制定一套顶层设计，即研究机构、全国区域性协同合作功能架构，以及国家信息化网络系统工程。

2012年，美国成立第62个临床与转化研究院。从去年开始，该国所有的精准医疗项目都下放到临床与转化研究院机构，各有重点项目。

社区参与是全国的协作功能架构的重点。

国家信息化网络系统工程负责共享信息，并形成了一个国家网络评估体系，项目轻重缓急也有排序。

在奥巴马提出精准医疗战略后的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批示科技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成立中国精准医疗战略专家组。同年3月，首次精准医学战略专家会议召开。到今年3月，精准医疗正式列入“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61个相关项目继而设立。

但除此之外，并没有看到针对于此的基础研究单元和信息网络的构建计划。

中国基因组学科学家，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于军曾在贝壳社主办的Bio4P 2016精准医疗创新论坛中表述，国家成立重大项目需要具备的四位一体的条件，分别是研究单元、研究计划、技术识别和业态形成。然而，于军说：“我国的最大的研究单元——中国科学院向来就没有以医学和疾病为对象的研究所，而下面的医科院/所，军事医科院/所和中医医科院/所都很少。”

再者，配套立法的缺失也让精准医疗的产学研医各界人士“摸石过河”，自寻边界。

从实施路径看，NIH领导的精准医疗项目主要遵循：明确课题，理清科学证据，转化概念，培育和招募交叉科技研究人员。而据时占祥介绍，中国在这方面的人才培育和储备尤其缺乏。

认识误区五：精准医学就是基因测序和癌症治疗

从人口健康学的实施战略上看，精准医学主要考虑遗传基因、个人行为和生存环境。中美精准医疗计划的另一个巨大差异，就在于在这三块关注度的分配不均。

中国的精准医疗产业主要涉及二代测序和癌症治疗。但“在个人行为方面，除了酒驾，我国对肥胖和吸烟都没有很好的办法。”时占祥称，美国是三辆马车并驾齐驱——既有关注遗传基因的抗癌登月计划，又致力于控制公众肥胖和吸烟，还坚持社区参与健康管理。

认识误区六：资本热衷精准医学 研发资金依赖产业

再来看政府投入力度。今年6月，国家科技管理信息平台发布了《关于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2016年度项目安排进行公示的通知》。据文件显示，进入审核环节的“精准医学研究”重点专项有61个，中央财政经费支持总计6.4亿元。

美国方面，2015年，奥巴马首次提出精准医疗战略时，就计划从2016年财政预算中为精准医疗项目划拨2.15亿美元经费。

不仅如此，刚刚过去的11月底，美国参众两院还批准了争论两年之久的“21世纪治疗法案” (21st Century Cures)，保障了未来10-20年， “精准医疗”（14亿美元）；拜登发起的“抗癌登月计划”（18亿美元）；“脑研究计划”（16亿美元）得到政府的持续投入。

除了政府大力和持续的投入，美国还有相关立法为研发背书，如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让企业免缴15%的联邦政府税，以此在产业端释放空间投入研发。

如此看来，精准医疗虽然被中美两国都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但顶层设计、配套建设、立法和投入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