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农民生活是怎样的？耕耘，播种，除草，浇水，施肥，经历从春到秋的辛苦劳作才能享受劳动成果。土地是诚实的，不劳作不投入，只想着轻松收获，那只能是虚妄的幻想。这种朴实的道理我们人人都懂。

 

但是同样的道理，在科研领域，反倒不是人人都能了解的。

我们处在一个造富神话频出的时代，大家都在计算如何用最小的投入来实现目标。这样的想法当然无可非议。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目标，如果我们在过程中斤斤计较，结果却由于舍不得投入无法达成我们的目标，那岂不是更大的浪费？任何目标的达成，其投入都有一个有产出的最低阈值。如果投入达不到这个最低阈值是不可能有产出的。不足的投入实际上是一种最大的浪费，还不如不投入。

 

而对于科研来说，这种情况则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然，我们需要在实现科研目标的过程中设法节省时间，节省精力，节省经费，但这种节省的途径是要建立在优化实验方法，减少无价值的重复操作以及与专业团队合作的基础之上的，从而让科研经费发挥其最大的利用价值。而我们普遍存在的一个思维误区便是“节省就是高效”，但事实却往往相反。

 

在实验室接受过系统科学实验训练的人都了解：要保证实验质量，除了实验人员的操作技能之外，实验中涉及的试剂、设备及器材的品质也是起决定性的因素，而这更需要投入一定的财力才能真正显现其价值。比如，生物实验中各类蛋白、抗体每毫克至少上千元；常见的抗肿瘤药物一般都要五千元左右一支；材料表征中用的透射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从几十万到上千万不等；而对于在仪器正常运转需要的恒温恒湿无尘条件以及需要复杂细致维护过程的实验，完成一个样品的测试至少就要几百元……即使全部不折不扣的认真投入，同时花费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来研究科学问题，有时收获的结果也是令人沮丧的，更不要说在实验设计、执行和投入过程中过于计较的了。而如果缺乏一定程度的投入，则连沮丧的机会都会失去。我见过让学生把所有离心管和移液枪头“洗干净”循环用的导师，也见过命令学生“手套没有破就不许换”的导师，甚至见过为了省钱不买移液枪，让学生满楼去借的导师，无一例外地，他们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了在过程中如何节省上，科研目标的实现却遥遥无期。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其同行都知道“要做好科研就更应懂得如何投资好科研”这个道理上，；而花了时间和精力洗离心管和枪头，到头来实验结果却产生重大误差，甚至拿着错误的数据来“捍卫”错误，作无意义的讨论，要立志赶超同行，成为一流权威，请问怎么破？

 

科研是理想主义者的阵地，是甜蜜又艰辛的旅程，是充满未知的挑战，是脚踏实地的事业。科研是全世界的科研人员在进行的高度分工合作的一项工作，他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给未来的研究者奠定工作基础，进而改变和服务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科研投入很多情况下不能即刻有回报，但真正的科研工作者心中永远对目标的实现保有始终如一的热情、专注和清醒。

 

投资科研，你准备好了吗？

 

对于不幸罹患癌症的患者，在常规治疗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患者会愿意选择正在实验阶段，未经政府正式注册批准的药物吗？即使不能通过这种未经核准药物治愈癌症，他们的选择也可能会为相关药物的临床实验提供宝贵的第一手数据。这类小规模临床实验是否值得鼓励？在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是严禁未经批准的药物用于临床试验的。尽管在美国，内科医师使用这类“标示外药物”（Off-label drug）是合法的，但是这种行为通常也是充满争议性的。如果将药物用于未经研究机构核准的用途，往往要支付高昂的罚款。

 

根据Nature杂志12月3日的文章报道：尽管管控严格，但是在美国，超过60%的癌症治疗处方中使用了未经政府正式核准的药物。通常情况下，医生仅仅寄希望这类药品能比常规治疗方式更有效地对抗癌症这种致命的疾病，充当“救命稻草”。虽然这种“标示外药物”的使用已经非常广泛，但是未经系统的临床跟踪研究，很难说清它们的效果究竟如何。“在医院和诊所中，数以千计的小规模实验都在同时进行。但是我们并未从中获得更多的有效认知以帮助我们了解相关药效。”来自杜克大学的肿瘤医师Abernethy说。

 

2014年11月2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临床癌症研究年会上，研究人员们讨论了两个计划于明年启动实施的项目议题，两个项目都致力于从一系列的小规模实验中获取有效数据。项目的目标是为研究人员建立数据库——不仅仅是寻找潜在的有效的治疗方法，而且为个体肿瘤耐药性的产生原因提供细胞层面的线索。“我们从患者那里得到的信息，会反过来指导我们理解癌细胞生物学。”马萨诸塞州一家专业提供肿瘤遗传资料的公司的基础医学首席医疗官Miller说。

 

标示外药物治疗方案融入癌症护理和治疗，有望在个体肿瘤的基因层面更有针对性。但基因不是一切：目前已研制成功药物大多只能适用于已进行过临床测试的癌症治疗，即使能适用于发生突变的情况，药物的目标范围也只是有限的几种肿瘤类型。例如，威罗菲尼（Vemurafenib）和达拉菲尼（Dabrafenib）针对名为BRAF的突变蛋白质为目标，它们已被批准治疗黑色素瘤，但不能用于有相同突变的肺癌或甲状腺癌治疗。

 

“这个问题只是目前一系列问题之一。”来自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的首席医疗官Schilsky说，“没有足够的患者和充足的资金来支持我们在随机临床实验中测试针对每一种癌症的每一种药物。”为克服此缺点，Schilsky正在带头推动将于2015年中期实施的“TAPUR计划”（Targeted Agent and Profiling Utilization Registry）研究。这项研究通过ASCO运行，将编译由使用传统疗法转向使用未经核准治疗的癌症患者的治疗、结果和突变的相关信息。南卡罗莱纳的分子诊断临床科学主管Dickson也在做类似的努力：综合制药公司、研究人员和病人共同推出另一个注册系统，旨在建立未经核准药物使用的数据库。这项名为MED-C（Molecular Evidence Development Consortium）的计划，需要每个注册人员进行标准化的基因测试，以便研究人员从不同的医院范围内更好的比较结果。

 

这两项项目都是在探讨如何与医院、患者、研究机构或制药公司合作，为参与者提供免费的治疗，同时也是为了激励医生参与，作为回报，这些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有机会收集关于他们药物的更多数据。“这对患者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癌症之友研究协会（总部设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联合主办的）的主席和创始人Sigal说，“标示外药物一直在使用中，我们最好想办法获取相关数据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加以整合”她说，“目前的状况下我们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信息的手段。”这种大胆的尝试究竟效果如何，会不会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将保持密切关注。

 

一方面是充满未知的新药安全性，另一方面是临床实验的迫切需求，使用为核准药物对癌症患者进行治疗，这样的行为究竟是大胆尝试还是鲁莽冒进？可以预见在未来针对这一争议性的话题讨论仍将延续，但在攻克癌症方面，科研工作者从未丧失信心，并且一直在努力，让我们共同期待该领域的突破性进展。